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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死亡税率”之说严重误导公众 应正确看待宏观税负的水平

日前,有关媒体相继报道“死亡税率”问题,有关人士认为,“死亡税率――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”,“税率之重,接近企业的‘死亡线’”,“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,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”。归结起来,其核心要义就是: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企业生存空间,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。情况果真如此吗?

一、“死亡税率”之说,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

源自有关媒体的报道,“当前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%,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。”或称作“死亡税率”。这一说法的提出,足够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,激起了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界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绪宣泄,引发社会公众对税负问题的误解,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。所谓的“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%”与“30-40%的税费负担”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?需审慎对待,尚难以简单评价!至于30-40%的“死亡税率”是“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”这一结论,严重曲解和低估了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深层次原因。实际上,形成经济增速下滑的诱因是多方面的,既有体制因素,又有制度因素,也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。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思维,是否可以这样递推出:只要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了,经济下行压力就会得到遏制。显然,经济运行状态的转变远非这样简单。至于“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”。事实上,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,特别是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,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,但同期经济增长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,由最初的两位数的高增长到目前6.7%的增长。可见,简单推论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结论,是不能成立的。

二、正确看待宏观税负的水平

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,通常结合政府收入构成状况,分为大、中、小口径: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,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,2012—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%,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.8%,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.4%;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,按照OECD测算口径,2012-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23.4%,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.5%;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,2012-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.5%左右,并逐年下降,按照IMF数据测算,2013年发达国家为25.9%,发展中国家为20.4%。

此外,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%,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%税率,世界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126个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23.7%,欧盟国家所得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2.1%,OECD国家平均为24.8%;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7%,还有13%、11%和6%的低档税率,实行增值税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15.7%,欧盟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1.6%。

综上可以看出,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。当然,由于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,税率设定不同,对企业而言,衡量企业税负的轻或重,不能简单片面只看税率的高低,税率并不等于税负,应当从多维度综合衡量。

三、税负的结构性分析

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,我国企业承担了90%以上的各种税费,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%。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决定;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对税(费)负敏感,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,企业自然会感觉税费负担重。相比较而言,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(费)占比较高,企业直接负担的税费显得并不高。

从税负的转嫁性来看,收费往往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有关,与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相关联,难以转嫁;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,由于依附于价格,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,可以实现转嫁,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,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,并非负担者。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“总税率”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。至于流转税的累退性,可以通过税制结构优化完成,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

四、完善我国宏观税负的几点思考

一是推进清费立税进程。加大费改税力度,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、基金项目改为税收;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,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,统筹实施;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,通过费改税,健全地方税体系,确保地方财源稳固。

二是加大减税降负力度。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,控制政府规模膨胀,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,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,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、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,预留空间。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,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,为企业和市场松绑,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。

三是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。借营改增减税之机,进一步提高直接税比重,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,积极研究房地产税立法,扩大企业所得税税基,规范税前扣除。通过税制改革,为政府实施精准调控预留空间。(作者: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李万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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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炜光: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

最近一段时间,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,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。曹德旺称,“除了人力,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”。他特别指出,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太高,其中最高是增值税。联想到之前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,很多人称“曹德旺也要跑了”。虽然曹德旺称,公开讲税负,只为提醒危机感,他的重心仍在中国。但是,此事还是颇为值得反思——中国制造业的税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?是否已经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?对此,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。

“死亡税率”并不夸张

新京报: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%的水平,您称这么高的税费负担为“死亡税率”。昨天却有学者称,您这个说法有点夸张,“死亡税率”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夸张了呢?

李炜光: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,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,也是有数据的。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,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。而且,即使拿数据,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,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,企业没多少留利了,甚至在亏损,有人还说税负不高,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。

征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征税只要为企业留一点利,企业总是会生存与发展下去的。而现在的利润率,企业普遍反映不高,这说明,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。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,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。

新京报:最近这些年您一直在呼吁减税,减税是不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?

李炜光:事实上,我更加倾向于用“轻税”这个词。因为减税只是一个政策,今天减明天可能就增回去了。而眼下,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长效的“轻税机制”。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,尤其需要减税甚至退税。

就拿美国来说,特朗普为何能在此次美国大选中获胜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提倡减税,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税收减少4.4万亿美元。这样做,实际上说到了选民的心坎里。美国制造业虽然近年来萎靡不振,也没到完全瘫痪的地步。那么,此时难道说就不应该呼吁减税吗?显然不是。

里根轻税政策至今影响美国

新京报:怎样的环境,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?

李炜光:企业家创业、创新,都需要有一个轻税的环境。亚当·斯密早就指出,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。这些年来,美国虽然也试图在医疗方面进行改革,但是,他们的道路走得也不畅快。不过,美国很快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问题,马上进行了调整——特朗普的减税其实就是调整。在这方面,美国还是比较灵活的。

事实上,不同于西欧高福利国家,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,直至今天,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,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。实施这种减税政策,一则,带来了经济的繁荣;二则,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,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,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。

所以,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,千万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,那就晚了。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偏轻的、适当的,有利于企业家发展、创新、创业的环境。我们不能说一方面鼓励大家投资与创新,一方面又用很重的税制套在企业家头上。

算税负不能玩“数字游戏”

新京报:有学者认为,因为税制不同,美国以家庭、个人缴税为主,企业缴税为辅;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,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。您认同这个观点吗?

李炜光:中国企业缴的税比美国企业多,这不是印象、表象,而是事实。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差距。在生产、消费、分配、交换这几个环节中,美国的税制主要是在调节后两部分,主要征收所得税与部分财产税,并不征收流转税。在美国,企业有利润才征税,没利润不征税,企业自由发展度很高。我们的税制与之没什么可比性。

现在说的中国企业税负重,是一个整体概念,其中包括各种税以及各种企业必须缴纳的费。用这些税费除以商业净利润,我们就可以算出,中国企业的税率到底是多少了。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,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算一算。

但是,如果用营业收入做分母,用税费除以营业收入,那显然,企业的税率就很低,因为营业收入肯定会高于净利润。一些地方政府、机构或者个别学者,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,这没有多大意义。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,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,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。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,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。算税负重不重,不能玩数字游戏。

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,这几天,曹德旺、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,他们终于发声了。那么,信谁呢?我信企业家,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,最有发言权。

税负高不高?要问企业家

新京报:您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,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,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,这反映的是当下一些企业家普遍的感受吗?

李炜光:这件事发生在大连,百分之百是真实的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,当时她在哭的时候,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,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,结果将“调研会”开成了“诉苦会”。会上,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。作为学者我也认为,我们的企业家不该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业、发展。

说到底,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,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。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,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,但是,如果这个地方的企业都要过不下去了,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?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。

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新经济体,中国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,不能现在就让人感觉举步维艰。目前,我之所以一直在呼吁实行轻税制,也是希望释放我们这个新经济体内部尚未发挥出来的潜力。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,我们好不容易生长出一批比较成功的企业,还没长成参天大树呢,大家就要去美国发展,这对我们这个非常有前景的经济体来说,是非常不利的。说实话,我们的好日子还没开始呢,企业家们就开始悲观,资本就开始出走,未来三十年怎么发展?

营改增后,生产企业1/3流转税无法转嫁

新京报:曹德旺提出,现在企业最大负担是增值税。那么,除了增值税之外,还有哪些税负比较重?税负不合理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?

李炜光:眼下税负不合理主要反映在这几个方面。一是,所得税比较重,所得税还存在下调空间。企业家反映所得税重,是我们在调研之前所没想到的,因为所得税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,但显然这类“不起眼”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。所得税涉及企业留利多少的问题,不是说企业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费了,企业家会有自己的打算,未来的投资创业、技术创新,都需要给企业家留下充足的资金。所以,我们主张所得税也应该减轻。

二是,劳务税比较高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劳务税,劳务税说白了就是“五险一金”。现在,在会计记账上,我们是将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的。但其实,五险一金是企业的一个税费,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在国外,“五险一金”始终被算作税,只要是企业主为员工缴纳的保险,这都属于劳务税。世界各国都是如此,中国也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。

世界银行每年会公布一个“世界发展指数”,其中有一个总税率的概念。所谓“总税率”,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,总税率的第二项就是“劳务税”。2016年的总税率已经发布了,中国的总税率又回到了68%的高位。其中,48.8%是劳务税,而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.3%。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,你说我们的劳务税高不高。目前,这个劳务税是企业主非常受困扰的一个方面。其实,现在还没有完全足额缴纳,这要是足额缴纳,企业更受不了。我们主张,五险一金还是要减一些,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的福利要受到损失。对此,政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,或者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,从这些方面来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。

而且,所有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,也都应下调。现在,只要跟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其实都很重,这都构成了企业的成本。此外,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税费,也不少。

我需要强调的是,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,流转税这块。现在,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,企业的负担轻了,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。按照道理来说,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,但是,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。一旦转嫁不出去,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。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,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,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。有时候,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,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,哪个也跑不了。

政府扶持不出好企业

新京报:税负改革,现实中存在什么阻力?

李炜光:今年7月26日,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首提“降低宏观税率”。这其实也表明,降低税负在政策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。其实,无论从政策层面来看还是从道德层面来看,减税、实行轻税制,全国上下、各行各业早已达成共识。但是,现实中很多事情往往等到做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。支持改革、降低税负,这都没有任何分歧,可是一到具体的实践层面,往往南辕北辙。

新京报:除了税负,您认为民营企业面临的其他问题是什么?

李炜光:其实,我们也不必为民营企业家操太多的心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市场上早就练出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民营企业家,他们相当有学识、有水平、有能力。现实中,我接触过特别多出色的民营企业家,很多高校的教授未必比他们懂市场。他们的人生故事相当精彩、经历也很传奇,中国有这样一些企业家,特别让人感到踏实,能让人看到希望。

但是,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往往不在市场,而在于不当的干预、沉重的赋税。38年市场经济给企业家带来的最大经验,就是要给企业家以自由,给他们创造与发展的空间,不要干预他们,他们自己能搞定一切。很多时候,不要他们担心创新不足、结构不合理,政府越去干预企业家,往往越干预不好。我一直认为,政府的干预,十有八九都是失败的。从政府角度讲,对企业就要提供“大环境”,少去干预、减轻税负,甚至少去扶持。好企业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,政府也扶持不出好的企业家。曹德旺、马云,显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。

税费要适当,同时要偏轻,这是我主张的政策。当然,这需要研究,什么是适当征税、什么是偏轻,征百分之几算少、征百分之几算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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